中国电影120年的发展史，是一部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宏大叙事。一代代电影人，自觉地将创作融入国家发展的洪流，用影像“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夯实剧本细节，生动刻画人物命运，营造真实的历史氛围……将艺术的“根”深扎于民族文化的沃土，将影片的“魂”熔铸于时代的需求，我们的作品才拥有了生命力和震撼力。
回忆我和李前宽的创作历程，从农村题材的《田野又是青纱帐》到儿童片《星海》，从戏曲电影《包公赔情》到工业题材的《世纪之梦》，从反映国民党战犯改造的《决战之后》到重大历史题材的《重庆谈判》《七七事变》《开国大典》……无论是聚焦现实生活，还是再现历史风云，我们始终秉持一个创作理念：电影的“根”，就是生我养我的民族文化和人民生活的丰厚土壤；电影的“魂”，就是通过光影艺术展现的民族精神与时代气象。
拍摄《开国大典》，如同攀登一座高山。看到《开国大典》的剧本，强烈的创作冲动和一定能拍好的决心，几乎同时涌上心头。影片在中南海颐年堂实景开机，6个月奋战，辗转全国12个省市，动用15万人次群众演员，请来138位演员。但我们始终满怀激情、迎难而上，让所有的不可能变成可能，把潜能发挥到极致。这是真挚感情的积累，是壮阔历史给予我们的自信。拍好一部影片，创作者必须对所反映的题材有强烈的创作冲动和充沛的激情。当你面对的创作题材与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命运连在一起时，你的情感和思想怎么可以游离于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之外呢？
精品力作，必然是深刻思想与真挚情感的有机统一。没有思想的导演绝不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拍摄《重庆谈判》时，我们不仅要准确把握那段历史的脉络与精神实质，这是其“理”；更要倾注心血去呈现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关头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波澜，这是其“情”。重庆是山城，老建筑是黑瓦房，我们抓住特点，把飞行在黑瓦房屋顶上的白鸽，适当地加在全片重要节点，寓意人们对和平的期盼与呼唤，使其具有诗情画意。从火热现实和厚重历史中汲取养分，作品既有理论的筋骨，又能充满生活的温度和人文的关怀，凸显艺术的魅力。
走过120年的风雨历程，中国电影积淀了深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的创作经验。传统是我们创新的基石和源泉，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工作。我们心怀敬畏，必须坚守电影为人民的初心，守住对艺术质量的精益求精，守住我们民族文化中的美学精神。电影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的前提是要守正。越是重大历史题材的影片，越要有艺术性。尊重史实，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人物鲜活，细节感人，别出心裁，历史故事在银幕上才能焕发新的光彩，才能吸引和感染观众。
《决战之后》中的人物，固然可以在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寻获，但我们仍去查看档案、采访北京的战犯管理所所长，最终决定在影片中重点呈现杜聿明的“心悦诚服”。影片中，所长告诉杜聿明所写的材料并不全面。杜聿明强硬地说：“我全交代了，该说的全说了，没有遗漏。”所长说：“昆仑关那场战役你没说。历史缺少哪一面都是不完整的。”昆仑关战役，是杜聿明在抗日战争中的一场非常有影响的攻坚战役，由于指挥得当，这场战役取得了中国军队对日军攻坚作战的首次重大胜利。这句话认可了杜聿明的功绩，戳中了他的心窝，这种处理折射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与光辉。每每看到这里，我都心生感动。
站在中国电影120周年的历史节点，我们深情回望光辉的足迹，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的征程。电影之路从无坦途，充满了挑战与艰辛，但也充满创作的喜悦与奉献的价值。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参与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的未来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希望年轻人珍惜伟大的时代，大胆地运用智慧和才华，用光影书写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将民族精神的火炬更高地擎起，传向更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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